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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考验执政党的执政能力

2019-10-09 16:47:51来源:励志吧0次阅读

食品安全考验执政党的执政能力

中国青年北京6月28日电 (周小璐)23日,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审议。从2009年首次颁布到首次修改,公众寄予了极大关注与希望。此次修订将会在那些方面予以重力改善,对于坊间流传的加大惩治力度将到何种程度?此次修订释放了怎样的利好信号,又将为食品行业带来怎样的影响?中国青年就此采访了业内诸多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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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经济升级版修订食品安全法势在必行

2013年2月28日,我国审议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旨在围绕转变政府职能和理顺部门职责关系,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在国家行政学院副教授胡颖廉看来,此次大部制调整正是食品行业自律、食品安全法修订的重要契机和内在驱动。

“此次机构改革带来了监管体制的变化,修订法律就是要用法律的形式将这种变化明确固定下来。”胡颖廉表示,目前国家正面临新一轮经济发展,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核心背景就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而这一目标,对与百姓生活密不可分的食品行业而言,也是题中之意。

据王旭介绍,此前食品安全法是在2013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之前建立的,那时没有专门的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各部门之间实施分段治理:工商部门管流通、质检部门管生产、农业部门管初级农产品,这种九龙治水的监管体制使我国管理的成本很高,而效率却很低。

“2013年提出的相对集中治理的方式客观上促成了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的成立,与之相应,监管思路和方式也需与时俱进才行。”他认为,食品安全法的修订是当下滞后的食品行业自身更新的迫切需要,也与新形势下的新理念和新需求密不可分。

“之前法律设计过多强调政府监管,但是这样就有可能导致忽视源头治理,企业本身的自律很重要,其次我们也忽视了社会参与,这都是亟待更新之处。此外,修订的提出与我们风险理念的变化有关。之前我们更多强调的是风险评估,但没有强调风险交流。这是一个短板,必须尽快补齐。”

同时,王旭毫不讳言地指出,食品安全也是考验我国执政党执政能力的重要方面,“舆论的倒逼机制也使得我们必须做一些修改的工作。”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共治”、“政府监管”、“行业自律”就成为诸多专家频繁提及的关键词。[1][2][3]下一页食品安全行业的发展仰仗社会共治

2013年6月,在以“社会共治、同心携手维护食品安全”为主题的2013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上,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强调,要构建企业自律、政府监管、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凝聚起维护食品安全的强大合力。这一指导思想在此次法律修订中找到了实实在在的落点。

业内专家认为,食品安全治理包括政府、企业、行业组织社会组织及消费者等诸多角色,如何调动如此多角色的积极性,共同致力于食品安全这一个具体的目标?那就要设计出一整套的制度,基于此,此次修改提出了许多有创见性的提法。“社会共治之前是理念是口号,现在开始有些实实在在的抓手。原来说市场机制起决定作用,现在也有些具体措施可以来落实。”胡颖廉表示。

“社会共治不仅强调政府的作用,也强调企业、社会组织、公民个人一起参与,共同治理安全问题。简单来说由之前单一的政府行为,变为一个共同的社会行为,这也符合三中全会提出的治理理念。”王旭补充。

在此次修订中,加重违法惩处到什么程度也成为业界热议的焦点问题之一。

对此,胡颖廉强调,“重典治乱”,“重典治假”是此次修订的鲜明导向。他认为,之前食品安全屡出问题的根源还是违法分子为利益驱动,“之前利益驱动的机会成本较低,以后要加大惩罚惩处的力度,让他们倾家荡产甚至人头落地。比如加入惩罚性赔偿制度、加入行刑衔接、加大违法行为的赔偿金额,甚至对监管人员的问责等,让他们对法治权威充满敬畏。”

“从农田到餐桌都有详细的法律的规定,违法加重了,这也是李克强总理提过的加大严惩,加大违法成本理念的体现。之前对违法经营的处罚可能是五到十倍,现在提高到了三十倍。”王旭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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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同时补充道,这样的处罚力度对于不同的经营实体,“痛感”是不同的。如果对方是个小作坊可能就会显得处罚较重,甚至无以为继了。但是对于大企业来讲,还在可承受范围之内。尽管如此,“不能一味地重罚,牵扯到企业在当地税收、就业、社会稳定等各方面问题,如果重罚使企业破产了,引起的社会后果可能也会比较严重。立法一刀切是不得已而为之,效果还需要再检验。”因此,综合考量也是客观需要。

采访中,胡颖廉对各主体发挥作用的机制做了进一步阐释。他认为,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大背景下,政府在其中要起到主导作用,但市场机制要发挥决定作用。

“食品安全首先是‘产’出来的,靠‘管’是不可能包打天下、管好所有事情的。归根到底还是要落实到生产经营者的具体行为上。如何利用市场机制更好激励市场生产经营者生产好的食品,这是一个长远课题。”前一页[1][2][3]下一页作为食品行业的终端——用户和顾客,胡颖廉认为也应当适当承担食品安全的。“消费者在食品安全这项工作当中可以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比如多关注食品安全信息发布,积极举报违法虚假食品,多了解食品安全的常识,参与社会志愿服务等,共同致力于食品安全保障水平的提升。”

食品行业规范与监管并非一蹴而就

“从法学界一般的规律来看,一部法律五年就修改,这是比较快的。”王旭认为此次食品安全法的修改很必要,也很及时。但就目前市场经济的发展程度和诸多环节来看,仍面临不小困难和挑战。

他分析指出,食品问题屡见不鲜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们的市场经济还不是一个真正成熟的、现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它既缺乏现代市场经济的诚信体系,违法成本低,道义成本也低,舆论对食品生产者没什么压力,法律制裁也不是很到位。

“实际上是市场法则不成熟,仍然还处在一种很粗放的、不需要承担的、低成本的状况。这就是市场经济发育和成熟的程度不够。”

“首先是政府执法力量不足,企业水平参差不齐、层次太多,他们必须认可市场经济诚信法则才可以。再就是消费者及社会的维权意识稍弱,公民文化不是很发达、很健全。”王旭说,但是目前一个好消息是,食药总局已同公安部一起成立了专门的食品警察,以图借助公安的力量进行执法。

胡颖廉对发达国家食品安全行业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全面观瞻,由此得出一个“谨慎乐观”的结论。

据介绍,在最近一百年当中发达国家的食品安全也经历了一些问题,是分阶段出现的。最早出现的是制假售价、假冒伪劣这些低水平的违法行为。到了五六十年代,因为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动,整个食品行业转型升级,食品生产者在食品生产过程当中运用了很多化学物质、化学产品,这就导致了一种系统性、全局性的风险。八九十年代出现了一种新型食品,有害还是无害科学尚无定论,这种未知的事项就对食品安全监管提出了新的挑战。

“这三个阶段在发达国家是分阶段出现的,而在我国是扎堆出现。我们用很短的时间经历了别人一百年走的路,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国家最重要的经济社会的背景,所以目前看起来我们食品安全的矛盾相当突出和集中,这跟历史发展阶段是有关连的。”

“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整个社会发生系统性和结构性变化时,问题解决起来要比我们预计的更快些。预计年我国食品安全的水平将会有本质提高。”胡颖廉表示。

“食品市场的问题不是自己的问题,而且与很多因素结合在一起,包括市场经济的成熟度、对于诚信的看重、对法制权威的尊重等,这是全社会氛围的问题,不专属于某个领域,也无法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只能缓解当前比较严峻的形势。在法律设计完全到位,也可以照章执法的情况下,五到十年可能会有比较大的改观。”王旭最后表示。

原标题:食品安全考验执政党的执政能力

稿源:中国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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